一种更高的生活

著：安德烈斯·伊巴涅斯

译：杨玲

安德烈斯·伊巴涅斯·塞古拉，（Andrés Ibáñez Segura），1961年生于马德里，西班牙著名作家。自幼酷爱音乐，曾在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并在爵士乐队担任钢琴家十年，长期为《ABC报》撰写古典音乐评论和文化专栏文章。作家毕业于马德里自治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专业，1989至1996年曾旅居纽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

伊巴涅斯于1995年出版第一部小说《世界音乐》，一举获得国家广播电台颁发的“批评之眼”奖，受到批评界认可。之后，陆续出版了《瓦里克时代的世界》（1999）、《琴鸟的影子》（2003）、《禁忌公园》（2005）、《木头人的回忆》（2009）、《闪耀吧，伊甸海》（2014）、《莱奥尼斯—一个女人的人生》（2022）等小说。其中，《木头人的回忆》获得特里斯塔纳奇幻小说奖，《闪耀吧，伊甸海》获得文学批评奖。除长篇小说外，伊巴涅斯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也备受赞誉，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豆蔻飘香》（2008）、《感觉大师》（2018）以及诗集《犯罪大道》（1994）等。

杨玲，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负责人，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研究分会副会长。核心及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主要文学译著5部，其中包括《霍乱时期的爱情》《小癞子》《浴场谋杀案》《垂直之旅》《隐秘的和谐》《未知大学》（合译）等。

（左：安德烈斯·伊巴涅斯；右：杨玲）

译者序

杨玲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关注西班牙当代文学，那么你一定听说过安德烈斯·伊巴涅斯·塞古拉（Andrés Ibáez Segura）的名字。这位1961年生于马德里的作家，被认为是西班牙当代最富有个性的小说家之一，作品风格独特，自成一体。今天，我们要阅读的就是这样一位曾获得过西班牙文学批评奖的原创性小说家的作品。然而，如果你认为你即将读到的仅仅是一部小说，那么你错了。

安德烈斯·伊巴涅斯想写的并不是小说，而是音乐，或者说，是一部像音乐一样的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把小说写成音乐”。所以，你将在他的小说中，聆听贝多芬的交响曲，肖邦的华尔兹，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西贝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你还将听到巴赫、莫扎特、舒伯特、瓦格纳、布鲁克纳、马勒、施特劳斯、舒曼、李斯特、沃尔夫、勃拉姆斯……由此可见，伊巴涅斯的原创性首先在于文学与音乐的融合。这无疑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他自幼酷爱音乐，曾在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在爵士乐队担任钢琴家十年之久，并长期为《ABC报》撰写古典音乐评论和文化专栏文章。

除了音乐，安德烈斯·伊巴涅斯的原创性还在于通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打破感知的界限。所以，你将在他的小说中，感受到冰与火、岩石与金属、荆棘与荨麻带来的无限恐怖，你将震撼于“熔岩和火山灰世界的碰撞”，你将看到“巨大野生动物的争斗”，你将听到“痛苦的号叫声打破了血色山谷”。

此外，安德烈斯·伊巴涅斯的小说是一个寓言，一种寻找，一种探索。他希望借助自己的写作，穿过现实的世界，从已知进入未知，希望找到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进入到某个我们每个人心中都默默向往的另一空间。所以，你将化身为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中的主人公,承受着莫名的恐惧，始终绕着你心中向往的那座楼宇兜兜转转，无法企及。你将像卡夫卡笔下《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一样，明知道城堡近在咫尺，却怎么也无法进入。你将遇到《在法律门前》的卫士，告诉你有可能，现在却不能进去。你将真切感受到安德烈斯·伊巴涅斯笔下的年轻学生的绝望，艺术的大门始终敞开着，威严的门卫却挡住了去路。

亲爱的读者，读到这里，如果你就此认为作家预言了自己的失败，求而不得，根本不存在另一个世界，不存在这样一个现实的背面，或者根本没有任何途径企及，那么或许你又错了。

安德烈斯·伊巴涅斯坚信，在某个地方一定有一扇门，穿过这扇门，便得以进入另一个世界，进入到那个他曾在镜子深处窥见的世界。这就是他所说的“更高的境界”。除了音乐，他在文学中也感受到了这种更高的境界，比如凯瑟琳·黑尔的《橘子果酱猫奥兰多》，比如《爱丽丝梦游仙境》，又比如《追忆逝水年华》。进入更高的境界，意味着脱离现实的肮脏、贫瘠和丑陋，你将超越这个充斥着油腻的餐馆、俗气的劣质饰品、墨守成规的生活的现实，你将进入到幸福的花园，你将看到太阳在血液中熠熠生辉，你将化身为巨人，触摸一朵朵白云。

同时，他也坚信一种看似愚蠢的简单执着。尽管追求更高境界的过程，常常意味着失败、痛苦和泪水，但他坚信，多次重复同样的操作，最终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练习单簧管，就像撰写一部小说，就像古老的炼金术，只要肯下功夫，年复一年成千上万次地重复同样的步骤，最终，闪闪发光的金子会骤然出现在炼金蒸馏器之中。

的确，从始至终，从一举获得“批评之眼”文学奖的第一部小说《世界音乐》（1995），到最新一部小说《莱奥尼斯——一个女人的人生》（2022），又或是他的短篇小说集《豆蔻飘香》（2008）、《感觉大师》（2018）以及诗集《犯罪大道》（1994），安德烈斯·伊巴涅斯创作的终究都是一本书，一本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书，那是事物的背面，是现实的另一侧，是一个超越了此岸的地方，意味着另一种秩序，另一个境界。《世界音乐》曾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才华横溢的主人公忧郁而神秘，发现了另一个世界的蛛丝马迹，于是一心寻找进入这个世界的途径。接着，在《禁忌公园》（2005）中，伊巴涅斯想象了这样一座公园，它坐落在城市的中心，关闭多年，隐藏着惊人的秘密。《闪耀吧，伊甸海》（2014）则讲述了一个群像式的故事，一架飞机在太平洋坠毁，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90余名幸存者在一座无名小岛劫后余生，一边与自身的自私、狭隘、孤独、残暴进行着斗争，一边像远古的人类一样探索现实和内心中未知的世界。

那么，如何能够抵达彼岸呢？试想这样一个情景，当你走上图书馆的一级级台阶，洛佩、塞万提斯、比维斯和内布里哈的雕像，像四位古老的战士，庄严地守卫着入口，迎面挡住所有走上前来的不幸的人，说：“你永远不能，永远无法进入。”这时，你要持之以恒，勇往直前，你要用你读过的所有的书和你未来的梦想当作你的长矛。你要坚信，知识的殿堂能将把你引入另一个世界，一个更高的境界。你要坚信，美是可能的，爱和崇高的确存在。因为，安德烈斯·伊巴涅斯告诉我们：“美就在这里。美就在你心中。”

一种更高的生活

[西]安德烈斯·伊巴涅斯 杨玲 译

《十月》2024年第1期

在另一边（2017）

我曾在某处写过另一个地方树梢的微风，而如今却找不到通往那里的路。那天，我穿过何塞·阿巴斯卡尔街，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间，有一种奇怪的空间感。这条街的尽头与卡斯蒂利亚大道交会，正是白杨山坡起始的地方，那个山顶曾被少年时的我称作“大海的祖父”，其实不过就是城市中的一块高地，20年代时被人们称为“跑马坡”的地方，而那座充满神秘感的学生公寓正矗立在那里，在那座学生公寓里，曾居住过布努埃尔、洛尔卡、达利、胡安·拉蒙·希梅内斯，以及许多那个时代的诗人和文人墨客，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23年还曾在那里做过一场讲座。对我来说，那是一片神奇的区域，包括所有通往那里的街道都很神秘，而我每天上学都要从那些街道上走过——突然间，我有一种感觉，许多年来（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围绕着——围绕着（我不知道如何说才好，或者如何说才更优雅）我想到达的地方——兜兜转转，似乎始终不敢径直走向那座房子——那座伫立在这片地区的房子——要知道，这片地区的深处，一定有一座房子——就在某个地方——哦，上帝啊，单单是写下这几个词都让我殚精竭虑！在那里，晚钟时分，鸟儿的羽毛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蜿蜒于粗壮的无花果树之间的金色河流慢慢流淌，粼粼波光如同音乐一般悠扬地拂过水面，就像微风拂过幽暗之中古老而殷红的仙客来花丛。这就好比我想去山顶，去学生公寓的跨大西洋厅，却不走那条能避免崎岖的小街，那条小街会转入高墙的阴影之中，之后沿着皮纳尔大街左转，只消几分钟，穿过平行大厅和中央大厅，便能到达跨大西洋厅那面玻璃外墙前，这些都是我童年时期熟悉的一道道风景，而我却不这样走，而是从玛丽亚·德·莫利纳街径直走上去，之后转弯，来到海豚广场，随即转入豪尔赫·曼里克街，之后再往下走到卡斯蒂利亚大道，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离我的目的地越来越远，也许我会穿过部长新区的公园，来到英国宫商场和阿兹卡金融商业区的边缘，继而再次转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次又一次离我想去的山顶上那个地方渐行渐远——不是因为犹豫不决，不是因为恐惧，也不是因为我不知道捷径，而单纯是因为，笔直的路是不可能的，事实上，这条复杂而累人的弯路是我能想出的最直接的路——只因我所向往的那个地方，以其他途径根本无法企及。

我不由得想起在墨西哥的经历，奎奎尔科、特奥蒂瓦坎、图拉、马利纳尔科、维里库塔沙漠、雷亚尔德卡托塞，还有其他许多地方，那些地方或难以企及，或一路披荆斩棘，又或历经艰难险阻——种种考验常常让人惊声尖叫，或放声哭泣，又或两者皆有——如此这般，才能进入那里或者找到正确的路——我还记得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潜行者》之中的场景，三个旅者绕着他们想进入的建筑始终兜兜转转。三人中的一人，我不记得是作家还是科学家，对潜行者说，他认为这样随即地绕来绕去是愚蠢的，单凭这位向导在一条破布条上绑一颗螺母，扔到几人前方，以确定前行的路上没有陷阱（这恰恰是潜行者设计的方案，以此来大致确保他们能安全地穿过“区域”之中的居住区），而正当他们的目的地近在咫尺，就在一丛高大摇曳、铺天盖地的杂草的后面时——那目的地是一座幽暗的房子，破败不堪，一如整个“区域”都是一片废墟——潜行者以一副从始至终都挂在脸上的恐惧表情告诉他，不可能直线前进——这样做极其危险，甚至是致命的。接着，作家或科学家，显然不相信他的话，径自穿过高高的草丛，朝房子的方向走去。我们看到潜行者脸上的恐怖表情逐渐凝重——在这种恐怖中隐约闪动着某种深刻的美，某种令我折服和惊异的东西——因为它让我感受到某种神力的触动——我想说的是，真实的临在。

随即，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刹那间，天空暗淡下来——犹如黑夜骤然降临——似有一个可怕的黑影笼罩在大地上，狂风大作，浑浊而猛烈地席卷着树梢，一个可怕的声音在空中响起：“站住！”科学家屈服了，犹豫片刻之后，退回到其他人身边——问潜行者为什么让他停下——“我什么也没说。”潜行者回答道，一如既往，神情仍然是三人中最为胆怯的。事实上，这一切对应的是艺术的愉悦。在艺术作品中，奇迹“发生”了，旅者穿过一道风景，到达了自己向往的地方，或者说其实并没到达，而是听到耳边响起的可怕声音。在现实世界，在此岸，我们应该知足，满足于……上帝啊，满足于什么呢？满足于象征，符号，模糊的直觉——总之，满足于感觉，满足于我的著名论断“空间感觉”吗？满足于如此虚无缥缈、不可名状之物？正如我感觉到的，自己年复一年始终在兜圈子，一个无穷无尽、无休无止、令人精疲力竭的圈子，为的是能够到达某个地方，某个近在咫尺的地方，至少表面如此——我可以清楚地望见它，就在那片坡地上，那片零星点缀着几点楼宇的雪松的另一边。“一段无法避免的弯路”，我曾这样写道——这句话让我想起关于疯癫的定义，即一遍又一遍重复同样的操作，期待产生不同的结果。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低劣而愚蠢，因为无数例子表明，多次重复同样的操作，最终必定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攀岩——又比如在单簧管上练习吹奏音阶——又或者，乃至撰写一部小说——艺术创作确实就是这样——更不用说那些古老的炼金术方子，里面明确记载着要炼出黄金，必须肯下功夫，年复一年成千上万次地重复规定的步骤，直至有一天矿物质被炼得消耗殆尽，分子之间的连接发生质变，凝练结晶，闪闪发光的金子骤然出现在炼金蒸馏器之中。

我预感到“另一处”的存在——即事物的另一面。那是此世界的另一边——事物背后的世界——偶然间能在镜子的深处依稀看见的世界。我相信自己曾在镜子的世界里瞥见过它——那往往是我们坐在疾驰的车子上的匆匆一瞥，就像那次我们从华金·科斯塔桥穿过卡斯蒂利亚大道时，我觉得自己隐约看见了《巴桑塔百科全书》中的未来之城——不过，更多是在音乐中，在音乐中，“另一处”的感觉是最生动鲜活的。

因为某个地方一定有一扇门——穿过这扇门，得以离开此处，进入世界的另一边——而那扇门，肯定无法在所谓的“空间世界”找到——或许也能找到，谁又知道呢——在银河系某个遥远的地方——又或许就在欧洲附近，在木星的卫星上，就像电影《2001》中一样——不过，或许只能存在于两个地方：在梦中——或在艺术中。

倘若我写作只是出于这个原因呢——不是为了创作出“文学作品”，例如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超短篇小说、超长篇小说，这样的作品中，情节巧妙，各色人物个性丰满，相得益彰，这样的作品中，有着开满金银花的大道，美丽乳房的女孩躺在树荫下半梦半醒，柳树下泊着一条条渡船，这样的作品中，有知更鸟，有衣着时髦、仪态万方的人们，有紫罗兰，有时常引起我无限伤感的马德里特色糖果，卖蛋卷的商贩，迷人的邂逅，数不胜数的瑰宝——倘若我写作不为这些，只是为了寻找那扇门呢。

我不想写书

我不想写书——我不想写小说——我只想逃避。逃避！

一种惩罚

写作，是一种惩罚。以前，苦役犯被送去划船。而我呢，则被迫去写作。不同的是，那些划船的苦役犯是被人强迫的，而我是被自己逼迫的。此时此地，我坐在国家图书馆的书桌前，手握钢笔，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传奇故事中的主人公，被铁链锁在一艘土耳其大帆船的长凳上，要知道，那时划船的苦役犯都是被锁在长凳上的，就在那条划桨的长凳上，他们自生自灭，而我呢，我自己锁住了自己。这是一条非常脆弱的锁链。一条鲜花的锁链。一条荣耀的锁链——不，一条渴望荣耀的锁链。

快乐孩童之家

几个孩子，约莫十几二十岁，住在一栋漂亮的房子里，窗子的另一边是漫无边际的花海。孩子们在房子里画画、读书、制作地图、搭建城市和花园的模型。卖动物的商贩每周来一次，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动物（有一些是野生的）。钟表匠每月来一次，会把所有的钟表都上好弦。野猪三个月来一次，会带走一个男孩或者女孩，实施惩罚或者奖励。

孩子们不知道，其实通过壁炉可以逃到其他世界去。他们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因为如果他们发现了，他们所有人就会跑掉，房子里将空无一人。

一种更高的生活境界（1）（1970）

我们家里唱片中的珍品，当数旋律唱片公司的唱片，是我母亲从苏联带来的，又或许是我母亲的朋友罗西塔·佩雷斯带来的。母亲的这位朋友每两年来西班牙一次，总会给我们带来礼物，比如唱片、木制小雕像、俄罗斯套娃、俄罗斯巧克力、鱼子酱，因为她的丈夫是一名作家兼电影制片人，虽然谈不上有权有势，但生活相当富裕。像俄罗斯的所有东西一样，旋律唱片公司的唱片质量很差，甚至没有正式的封套，只有一个单一颜色或是印有简单几何图案的纸套，中间挖一个孔，以便让人能看到唱片的标签。

通过这样的方式，黑胶唱片的纹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尽管不如西方唱片的包装，西方唱片都是装在硬纸套里，纸套内部还会有一层塑料膜），而且外面不用印任何字母，因为所有必要的信息都在唱片的标签上。我家有好几张柴可夫斯基的唱片，《天鹅湖》的大唱片就有三张，此外，还有卡林尼科夫的《第二交响曲》，鲍罗丁的一张，亨德尔的一张，亨里克·谢林演奏的西贝柳斯小提琴协奏曲，还有一张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的唱片，里面有他演奏的格里格奏鸣曲和舒伯特大二重奏。这最后两张唱片是我的最爱，时至今日，每每听到仍能深深打动我。谢林演奏的西贝柳斯是我最喜欢的版本——远胜于其他更有名的版本，如奥伊斯特拉赫、亚莎·海菲兹等。

一无所知，虚怀若谷，才能抵达事物的真谛。那时的我恰恰一无所知，不知道西贝柳斯是谁，更不曾听说过谢林。我们还有一张45转的小唱片，里面录有三首鲁宾斯坦演奏的肖邦华尔兹。封套上有一张鲁宾斯坦的照片，很年轻，气质傲慢而高贵，题目处赫然写着《肖邦华尔兹》。整个童年时期，我都一直以为肖邦华尔兹是唱片封面上照片中这个人的名字，以为这位杰出的华尔兹先生是这段音乐的作曲者，唱片的每一面只有短短几分钟，而我一遍又一遍地陶醉其中。是的，能够记起我曾经是个一无所知的孩子真是妙不可言，一无所知才有可能生活，哭泣，幸福。我记得，那时我们家里有一台老式收音机，主体是一个漆木盒，扬声器上的盖子是茅草又或是绳子编的。有一次，收音机坏了。我舅舅利奥波尔多，我母亲的双胞胎兄弟，是一名工程师。他打开了它，想看看能否修好（又或者，他不过是出于好奇，想看看里面有什么他可以利用的零件，根本没想修它，因为没有谁比我的舅舅利奥波尔多更不切实际、更脱离现实了）。也正是在那时，我看到了收音机里面的扬声器，两个密封得很好的小金属椎体，于是我想，那里面一定是住着两个小人儿，一男一女（想必他们分别被关在自己的金色椎体里），正是他们两人发出了我们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所有声音。是的，我记得整个下午我都在观察那两个金属椎体，惊诧地想着里面可能住着一男一女两个小人儿，他们能模仿各种声音，会唱所有的歌曲，会弹奏所有的乐器——然而，我怎么就没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呢？虽然年纪尚小，但我怎么就想不到这些小人儿根本不存在呢？我为什么看不出来，压根不可能有人一直住在这样的封闭黄铜小椎体中呢？那里没有食物，没有水，也没有空气啊！

能这样活着是多么美好啊！如此轻松，如此单纯，对一切都一无所知。那时的我犹如一直能依靠爪子行走于水面之上的小动物，又或者犹如一棵树，犹如一个神。犹如一片雪花，一滴水，一只尚未成为真正生物的原生生物。

不知道是从何时起，我开始在自己崇拜的音乐中感受到一种更高的生活境界。这种境界在各个时代的伟大音乐中无处不在，特别是（对我而言）在1700年至1900年的音乐中，从巴赫到马勒那两百年神奇的岁月中——在我看来，就存在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瓦格纳、布鲁克纳、马勒、施特劳斯，还有柴可夫斯基、肖邦、舒曼、李斯特、沃尔夫、勃拉姆斯、西贝柳斯——以及许许多多在此无法赘述的大师身上。

我相信，很多人凭借直觉感受过这种境界的存在——不过，正如我们这个社会常常发生的那样，他们将它同某些纯属外在的、政治性的东西混为一谈——完全忘记了那些作曲家既不是反动者，也不是权贵，更不是旧体制的同情者。其实，不少人在这个境界中察觉到某种法则让他们心生敬畏，让他们黯然神伤，简而言之，他们察觉到某种“升华”——当然，也察觉到某种反向的眩晕——似乎这样的升华将使他们失去自我认知的基石，失去他们原本最为珍爱的东西。但这正是大师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升华的可能性——升华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人生的目标——并且，大师们的音乐为我们指明了到达此目标的道路，这一点是其他形式的艺术无法企及的，也是任何一种哲学无法做到的——是的，我十分清楚，我会因为敢于在这里吐露真言，而当众被绞死，被鞭笞，被乱石砸死。毋庸置疑，这些西方音乐大师向我们传达的信息以及为我们开辟的道路，不曾出现在其他任何音乐和其他任何地方。当然，或许在诗歌中存在，我是说，在高诗歌中，不过，很可能也不存在。或者我们就姑且说，在高诗歌中存在吧，毕竟高诗歌和高音乐实为一体。我也喜欢其他形式的音乐，比如爵士乐，或者印度音乐，或者巴西音乐，但我不认为听奥斯卡·彼得森能感受到那样的境界，或者至少不会像舒伯特哪怕最卑微的作品那样一目了然，比如他那短小精致的华尔兹，又或是为孩子们可以自行弹奏而写的德国舞曲。因为这种境界不取决于音乐的复杂性，也不取决于它的长度，更不取决于它的哗众取宠，而是取决于某种精神品质。然而，这种精神品质有可能传达的是某种畏惧——我猜，孩童时期的舒伯特也曾感受过这样的畏惧，就在他走进维也纳史蒂芬大教堂旁边的宫廷乐团寄宿学校准备接受音乐教育时——心里一定有着畏惧，害怕不被老师喜欢，害怕不被同学接纳，害怕犯错误，害怕在跨度大的音符间找错了位置，害怕当有一天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出现在那里时，他却达不到应有的高度。

畏惧？又或许是一种强烈的陶醉，一种狂欢的愉悦，一种让人热血沸腾、热泪盈眶的激情，但与此同时，带来一种确定的责任感——正如我们在贝多芬、在舒伯特的音乐中感受到的——就在我们倾听时，更在我们诠释这样的音乐时，我们让音乐“从我们身上流过”，一如磁力穿过磁铁又或者穿过植物——感觉到自己仿佛加入到某种神圣的组织中，尽管其实是世俗的，在那里唯有痛苦和泪水是向神明许下的诺言——是的，那是参与一项神圣任务的感觉——狂欢与神圣并存——感觉到音乐中有某种东西在远远地注视着我们，要求着我们——而这个遥远的要求就是“境界”——是承诺，是愉悦，是一个幸福之境，但也是一段净化的旅程，充满艰难困苦，欺骗和危险——烈火熊熊燃烧的通道，住满可怕生物的洞穴，剥皮和鞭笞的酷刑柱，不堪想象的残酷折磨（一如舒伯特那些狂风骤雨的段落，如G大调幻想奏鸣曲的高潮部分，熔岩和火山灰世界的碰撞，巨大野生动物的争斗，痛苦的号叫声打破了血色山谷，撕开了听者的内心，难以恢复），冰与火、岩石与金属、荆棘与荨麻的恐怖——是的，身穿荨麻裙的女孩，脚踩炙热金属鞋的皇后，眼睛里插着刺的男孩——在宴会上被烤熟供人们享用的豪猪，浸过蜂蜜和黄金的变了形的白鹅，机械天鹅飞过一只只水晶蜘蛛，发出它们那被磨平的和谐的呐喊——因为所有进入这片豺狼和泥泞的寂静之地的事物，都化为食物——被当作一位名叫“忧伤”的女神的食物——哦，你能听见，请倾听我吧——你能给予，请给予我吧——你能揭示，请向我揭示吧——揭示我那真实的动物形态——我真实的面容。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