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集团从今天开始，陆续介绍《大家小书（精选版）第一辑》中的10种图书，带你一起翻开国学经典，聆听传统文化大师的纸上公开课，感受先贤的哲思与情怀，理直气壮谈国学。
大家小书（精选本）第一辑
《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杨向奎 著
本书从公羊学谈起，系统地介绍了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尤其解析了与儒家思想的密切关系，是从一定角度切入中国思想史的经典作品。
杨向奎（1910—2000），字拱辰，河北丰润人。史学家、思想史家。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36年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1937年回国。后相继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合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主编《文史哲》杂志。1957年入职中国科学院历史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曾任研究员、秦汉史研究室和清史研究室主任。著有《西汉经学与政治》《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清儒学案新编》等。
汉武帝之大一统策问
与董仲舒的对策
文 / 杨向奎
汉武帝建元六年五月窦太后死，武帝在政治上去掉了掣肘的人，第二年，元光元年五月，遂诏举贤良，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出而局势变。我们说汉武帝是大有作为的人物，他希望作为一个大一统的统治者而君临天下，不同于他父、祖两代的无为而治。我们从有名的“天人三策”中可以知道武帝思想要略。
根据策问，武帝提出一些矛盾而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汉文帝、景帝是近乎“垂拱无为”的人，窦太后更是笃信黄老学说。而武帝本人则是“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雄才大略帝王，他要有所作为，但历史事实是虞舜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日不暇食而宇内亦治。
那么他究竟是应当守“虞舜之无为”还是效法“文王之日昃不暇食”？文帝、景帝是比较节俭的，武帝则富于理想而铺张。究竟应当作“良玉之不琢”，还是作“非文无以辅德”？景帝任用晁错，近于申韩，而武帝则景仰于成康之刑措。何去何从，是当时也是历史上的大事，是颇费斟酌的文题。武帝谈论的虽然是历史，其实是他要解决的切身问题。这切身实际问题的产生，是由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所决定的。
汉武帝
武帝不是功利主义者，他是一位雄心勃勃，要恢复三代之治的人。他控制着财富，控制着甲兵，外事四夷而挞伐匈奴。富于理想的汉武帝在内政上更要有所作为了，他不甘心于无为，不甘心于黄老的玄默，他要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他熟习历史，而历史上的名帝圣王，作法与风度并不一致，但都有作为，于是他心中无数，无所适从。不能求教于申韩与黄老，申韩导致秦始皇的统一，也导致秦二世的灭亡；也不能求教于黄老，那是他父、祖的作风，窦太后的遗产，是他要抛弃的思想体系；也不能求教于章句经师，他们是无话可说的。而董仲舒海阔天空的议论使他惊奇，这正好是投其所好。
武帝问他，你既然懂得阴阳造化，习于先圣道业，然而未尽文采。你以为我不能理解，或者是我听不明白？那么你为什么不痛快地说出来？出于黄老申韩之家的少年统治者，在国富民强之后，不甘心于玄默，不甘心于无为，他似乎醉心于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醉心于儒家的天人之学，从此出发，遂有后来的一切措施，他要求文采，要求富丽堂皇。于此董仲舒曾有逐条答复。
董仲舒对一策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
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
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臣闻天之所大奉命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
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得独成岁。
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
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汉书·董仲舒传》）
现在看，在历史上的帝王中能够作出武帝策问者，是绝无仅有，这不是他的臣下代庖，当时的群臣没有这种水平。遂有董仲舒之长篇议论，实无高见，但开西汉灾异、阴阳之先，“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是对于失道者的警告；对于有道者，则“天之所大奉命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如《书》之“白鱼入于王舟”。这种理止于巫术，所以仲舒实近大巫。
董仲舒
这真是“与虎谋皮”的谬论，在家天下已久的封建社会，而鼓吹汉帝让位于当时贤人，而退自封百里。这是因灾异而至禅让，本来礼乐文明之极致，在政治上也未尝不以禅让为目标，此尧舜故事，所以为儒家所乐道，历史在发展，退后不可能，在当时未免是儒生的妄想。但此为政治野心家所利用，于是西汉晚期，灾异频繁，山雨欲来的局面形成，哀帝不得表示禅位于董贤，而王莽究竟取代孺子婴！因为武帝问到改制作乐，所以董仲舒畅谈教化问题。
我们以为这是对策中的积极因素，董氏迂腐而近于巫，但其教化理论实多精彩处。这是“富而后教”理论的优良传统，万民从利，如水之走下，这是历史时代各种社会的普遍现象，但富而不教，必至万民不正，万民不正则奸邪当道，是远于礼乐文明者，秦统一后即如此，他们“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不能学秦，必须更化，董仲舒一策的核心是劝武帝更化，以达到礼乐文明的“三代”世界。
他说：“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董仲舒的对策实在是夸大而思想混乱，但这种对策为武帝所醉心，此所以能为武帝所赏识，它不同于黄老申韩，不主张寒酸的恭俭而要富丽堂皇地有所作为，是重要原因。
董仲舒在第二次的对策中说：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我们曾经在灾异学说上指责董仲舒思想之混乱，但也指出他的“富而后教”主张之可取，在第二策中他又重点谈选贤与教育问题。大学教育为了养士，而养士为了选贤，选贤为了充实各级政府，改良政治。这是三王之政，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致君尧舜始终是封建社会有为的政治家之最高目标，这是良性循环，从根本处着手，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时代，欲求政治上的清明，都必从“选士”开始，不选而任，贵者世袭，未有不亡者!而选才出自教育，教育为立国之本。
在第三策内，汉武帝复究心于“天人之应”。本来在第一策中已谈天命问题，于此复问“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你不说，是怕我听不懂吗?或者越听越糊涂？于是董仲舒道：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人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桀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汉书·董仲舒传》）
这是关于册命：“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的对策。他还是从灾异谈起，虽然天人相应，灾异之说，贯穿于西汉社会中，但实属巫术迷信，我们说董仲舒于此思想混乱，无价值可言。但下面他谈道：“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桀然有文以相接……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却是对于人生价值之新估计，是“人”的重大发现，人为万物之灵，贵于万物，不能自小。儒家发现了“人”，董仲舒强调人为万物之灵，万物之中人为贵，我们不能小看了这种发现。发现人，重视人，才有人文，才有文明，使人们了解是人主宰世界，而不是神!
汉武帝
武帝又问，“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
仲舒答道：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汉书·董仲舒传》)
他首次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为后人所诟病的理论。“道”指天道，天道指什么，董无定义，当然指礼义之天，所以为三圣所守而不变。以礼义为天的性质不变，从儒家的“天人之际”的立场言，不能说错。天非恶，如果是恶，不会有万物生长及人类的繁殖。“人受命于天”而超出群生，有父子之亲，长幼之序，灿烂有文，驩然有爱，此皆为天地之性之表现于人类者。
我们从现在科学、哲学的角度看，都应当同意此时的儒家和后来的理学对于天的形容。道不变，而朝廷政治可变，这就是“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原意是正确的，夏、商、周之文化发展，是有损有益的过程，而董仲舒则以此三代为典范不能越。这一方面说明道之不变；另一方面说明“损益”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在一定范围内就符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最高原则。这就是董仲舒的理论陷入机械循环，使其天道观为之减色。这种理论又见于《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篇。
我们说董仲舒的天人之应的理论混乱不清，以致下狱当死，不敢复言灾异。表现在改制问题上亦迂腐难通，但这是当时的大学问，非公羊家不能道。其说有三统，黑统、白统、赤统，一如五行之循环往复，新王必有新统，是谓“三王之道，所祖不同”。统正则其余皆正，而正统之要在正月，故《公羊》称“元年春，王正月……大一统也”。以奉行正朔表现为人一统之体现。
在三统体系下，春秋时代，以《春秋》当新王，而新周，故宋。当代及其上两代为“三王”，三王之上继之五帝，五帝之上为九皇，皇之上绌为民矣。而王者之制，一商一夏一质一文，商质主天，夏文主地，《春秋》主人，是谓四法，四法如四时，周而复始。然后谈大一统，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此所谓大一统亦天人合一之大一统。《汉书·董仲舒传》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
万物归于一统，是真正的大一统！
本文节选自《大一统与儒家思想》。
《大家小书（精选本）第一辑》
文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