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9.16
本期青春书评作者为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青年编辑李婧婧。让我们跟随她再读徐则臣《北上》，感受一位写作者的叙述雄心。
《北上》
徐则臣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对于一位有着叙述雄心的写作者来说，文学版图的不断扩大是写作的必然趋势。在徐则臣以往的写作中，“花街”与“北京”构成独属于他的文学世界。而2017年初《王城如海》的发表，预示着徐则臣的写作将去到一个崭新的地带。如果说《王城如海》是面向国家现状的现在进行时的写作，那么，新作《北上》则是一部面向家国历史的完成时态的小说。
小说主线是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来寻找在战争中失去音讯的弟弟。少年时代游历威尼斯的经历以及对马可·波罗的崇拜，使得他对中国的运河有着特别的感情，他更名波罗·马可，被陪同他的翻译谢平遥、挑夫邵常来等人称为“小波罗”。小波罗以考察运河的名义一路北上，看少年偶像曾经战斗的地方，感受这个国家的风物。多年后，邵家后人秉义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他坚持让儿子在河上举办的婚礼被一个姑娘拍摄下来，变成极其珍贵的研究资料，成为子孙后代唤醒这条运河的钥匙——2014年，定居北京的谢家后人为《大河谭》项目一路南下，重回故土寻找拍摄这组照片的姑娘，追溯这条河的历史、想象前人在这条河边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陪同小波罗北上的先辈后代重聚，共同遥想前人的经历与运河曾经的盛况。徐则臣以专注、缓慢的叙事耐心与他的人物一道溯流而上、顺流而下，行经一个多世纪的中国，“北上”与“南下”的叙事对接串联起几代中国人的故事，当细小、孤立的历史碎片被一一拼凑起来，大运河开始拥有民俗学与文化学的双重意义，成为中国人血脉与文化的源头。随着漕运废止，贯通南北的运河开始衰败，运河的黄金时代彻底结束。世代行船的人们逐渐移居岸上，也许后辈已经不再跟运河产生实际的关联，但或许是作为家族象征的罗盘、或许是世代必须学习的意大利语、或许仅仅是一个情结，运河因子代代传承，成为隐而不见却根深蒂固流淌的血液。小说中，大运河沿线伫立着一家家名为“小博物馆”的客栈，里面陈列着客栈主人周海阔精心搜集的老物件，平常却珍贵，它们从容地记录着历史，沉默地铭刻先辈的生活，勾勒出一个时代的盛衰。“小博物馆”是大运河朴素的自我呈现，它让历史自身言说，就像令邵家几代人都念兹在兹要赎回来的罗盘一样，这些老物件上，重重叠叠都是运河上先辈们的魂。“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借由考古学家的话，徐则臣表达了自己对虚构与历史的认知——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徐则臣谈到，为了写作《北上》，他做了扎实的研究工作，因此小说有着翔实的地理、历史、人文资料做根基。但真正写作的时候，徐则臣却站在常规经验之外，以异国者的眼光介入这条河与这个国。北上之前，大运河对于小波罗来说只是古老中国的一大壮举，是少年偶像曾经见过的奇观，直到旅程的后半段，小波罗重伤在床，与之同眠同息，听到船外纤夫的号子、河上阵阵的涛声，感受古老的运河里容纳了万千声音与万千生命，临死之前，小波罗体悟到大运河浑厚的生命力，也终于明白它对于古老中国的意义。出人意料的是，徐则臣还选取了另一个域外视角——小波罗失联的弟弟马费德——作为书写对象，他被中国的文化所影响，改了一个更中国化的名字，马福德。彼时，中国接连遭遇旱灾、饥荒、内忧与外患，又时值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之际，国家只有一息尚存、不堪一击。马福德以意大利士兵的身份来到中国，作为侵略者的一方，他直接参与战争与掠夺，见到饿殍遍野、浮尸万千，马福德内心受到极大地震颤，于是借着受伤逃离战场，带着心心念念的中国姑娘去过最平凡的日常生活：春种、秋收、摆渡、拉纤，马福德拔掉胸毛、晒得黝黑，甚至快要忘记母语，他几乎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可是，动荡之期，没有人逃得过战争的阴霾，当马福德儿孙满堂，日军侵华再一次将所有人卷进新的乱世漩涡，这一次，他们无处可逃，妻子秦如玉死于日本军犬口中，马福德的生活骤然崩塌。以双重域外者的视角书写中国显然是不易的，徐则臣要抛开自身的本土经验想象他者的经验，可贵的是，徐则臣没有落入传统的想象“西方人”的窠臼，小波罗和马福德几乎没有我们惯常认知中属于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憧憬、对运河有特殊的感情，因此他们自身的性格很难发生戏剧性的强烈翻转，这事实上更考验写作者处理故事本身的能力。于是，在同时面对饥荒、义和团运动、侵华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时，小波罗与马福德兄弟俩的视角与同时代中国人谢平遥、秦如玉等人的视角和感受必然产生一定的错位，而那些旁逸斜出的部分，才真正构成域外视角与本土视角的对话。小说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域外视角来自马福德的战友、英国人大卫·布朗，他也是侵略者中的一员，参与压榨和掠夺，看见奸污与屠杀。在他写给马福德父母的信里，他以一个入侵者的视角记录下这个国家正在经受的灾难：中国的苦力如蝼蚁、如草芥，为侵略者运送军事物资；为了免受凌辱，中国母亲宁愿亲手将女儿们溺死在水塘……他无法像马福德一样逃离战场，他深知自己“将背负凶手和强盗的耻辱离开这片土地”。徐则臣是一位饱含深情的写作者，他站在“人”而不是“被侵略者”的立场反思历史。于是当他直面战争的时候，他看见的不单纯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双方，而是那些如马福德、大卫一般，沉寂在历史的褶皱中、无法自我言说的个体，他书写战争亲历者未被泯灭的良善，以及战争对于整个人类的创伤。这是厚重而有深广度的写作。域外视角与本土视角构成即时性对话的同时，先辈与后代视点的转换完成了当下与历史的重奏。随着谢望和的《大河谭》项目开展，后辈血液中运河的因子被逐渐唤醒，他们开始以各自的方式进入历史的秘境：孙宴临的摄影作品和对运河的研究、周海阔对运河沿岸生活物件的收集、邵星池坚持赎回的家族罗盘、胡念之对文物的现场发掘……后辈们有意识地开始寻找他们生长的根。氤氲着水汽的运河养育了他们的祖祖辈辈，也对当下的个体产生着特殊的意义。小说的最后，来自不同家族的历史碎片被拼凑在一起，当下与历史的视线交汇，人们终于得以窥见历史的一角。当运河被唤醒的同时，我们的国家史、家族史、个人史也被一并唤醒了。
以世代家族的故事直面国家的重大事件、呈现绵长的历史画卷，《北上》是切入民族脉搏的史诗性文学表达。这条连通南北、贯穿古今的运河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它成为融入每一个中国人血液中的因子，承载我们内部的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北上》记录了时间，也终将是被时间记住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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